这就引出了这一领域中另一个与自由相关的重要问题：社交媒体是否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管或自我监管？为了创造更高质量的公共讨论和政治参与，是否应该以牺牲一些消极自由为代价？或者说，被理解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意见自由和言论自由形式的消极自由，比作为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的自由更重要？传播错误信息和仇恨到底算不算一种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这是否可以被接受，因为它尊重了消极自由（言论自由)；还是说其与自由背道而驰，因为它可能导致极权主义（因而缺乏消极自由）以及政治自由的堕落？根据亚里士多德和卢梭的观点，我们可以支持后一种观点，批评自由主义观点（或至少是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我们认为言论自由并不包括发表旨在破坏民主的言论自由，公民应该接受教育成为更有道德的人，并以实现其人性的方式参与政治。由此，第一个论点作为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在我们当前的民主政体中已经非常成熟，而第二个论点——公民的道德教育和政治参与——则更具争议性。这需要对以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为媒介的公共领域进行监管，同时对教育和政治机构进行实质性改革。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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