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可以由人类施加，也可以由人工智能施加。推特等数字社交媒体平台，甚至传统媒体（如报纸的在线论坛）都已将人工智能用于所谓的“内容审查”(content moderation)，即自动检测可能有问题的内容并自动删除或降级这些内容。这可以用于阻止那些被视为有问题的观点或删除那些用来对受众进行政治操纵的错误信息和假新闻（如文字或视频的形式）。针对这种人工智能的使用，人们可能会问，这种评价的准确性如何（与人类评价相比)，以及人类评价是否正确。还有人担心，如果缺少了人类的判断，就会放任人工智能用于传播错误信息，而编辑决策的自动化也会引发问责问题（Helberg et al.2019)。
但究竟缺少了什么呢？这个问题涉及关于人类判断与人工智能“判断”的大讨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对政治判断的讨论来探讨这个问题。例如，阿伦特对康德美学理论（interpretingKant's aesthetic theory）的诠释认为，政治判断与“共通感”（sensus communis）或常识（common sense）有关，与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共享一个世界）有关，也与运用想象力去理解他人的立场有关。她还提到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通常被理解为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这一概念在美德伦理学中广为人知，其关注人的道德品质和习惯，并被用于对机器人技术的思考（例如，Coeckelbergh 2021；Sparrow 2021)，但在阿伦特的著作中，这一概念也发挥着政治作用。她认为，政治判断需要深思熟虑和想象力。或许政治判断也包含情感因素，正如受阿伦特影响的阿维茨兰（Aavitsland2019）所论证的——这一观点触及了关于理性和情感在政治中的作用的长期讨论。试想，人工智能缺乏意识，也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世界”，不具备任何主体性，更不用说主体间性、想象力、情感等，那么它怎么可能获得这种政治判断能力呢？另外，人类的政治判断能力有多强？很显然，他们往往无法行使这种常识、政治想象力和判断力，除了维护私人利益之外，就裹足不前了。此外，与阿伦特相反，那些持有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判断观念的人可能会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可以提供更加“客观”的判断，不受情感和偏见的影响。一些超人类主义者讨论了这种人工智能从人类手中接管权力的情景，认为这将是智能发展史上的下一步。但是，客观或无偏见的判断到底有没有可能？毕竟，人工智能有时也会有偏见—如果不总是这样的话。我将在下一章再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和人类一样，人工智能也会犯错：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点，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医疗领域（如诊断、疫苗接种决定）或在道路上（如自动驾驶汽车)？无论如何，在某些情况下，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显示数据中的模式以及根据概率计算提供建议和预测来帮助人类作出判断，这是一回事；而声称人工智能的所作所为构成了判断，则是另一回事。
第二章 自由：人工智能操纵与机器人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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