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7)。在这个例子中，银行和雇人的公司都在资本主义逻辑下运作，他们并不认为减少歧视是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采取针对性措施也无济于事。资本家甚至没有动力真正改变技术及其使用，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从这一角度看，工人必须和其他人一起抵制这一系统，并与人工智能驱动的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然而，一个问题是，他们往往不知道人工智能正在被使用，更不知道它进行了分类和歧视。人工智能的运作及其对偏见产生的作用都是隐性的。此外，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有些工作比其他工作更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工作都变得更加不稳定。阿兹曼诺娃（Azmanova 2020，105）谈到了“不稳定资本主义”（precaritycapitalism)，声称“经济和社会不安全已成为我们社会的核心特征”，这导致了焦虑和压力（Moore2018）。即使是那些拥有熟练技能和高薪工作的人也没有安全感。然而，有些工作显然比其他工作更不稳定，有些工人和个体比其他人更加可量化（见第五章)。这也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心理后果分布不均：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我焦虑，他们已经把执行任务的必要性内化了”(Moore2018，21)；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害怕被机器取代。地位低的工人受到的监控程度极高，且无法选择退出，而地位高的工人则受到更多保护，尽管他们的数据也会被利用（Couldry andMejias 2019，191)。每个人在生存、社会经济和心理上都是脆弱的，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脆弱。此外，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也存在文化差异：有些文化对人工智能（以及一般技术）的态度比其他文化更积极（这也影响到对人工智能监管的挑战，尤其是在全球层面——我将在结论中再次谈到这一点。）综上所述，这意味着，如果一些人意识到与技术相关的问题，他们会比其他人更有动力反抗人工智能资本主义。这就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在一个阶级（意识）的保护下结成广泛联盟的理想提出了疑问。
第三章 平等与公正：人工智能的偏见与歧视
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