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社会变革不只是人们及其他们的行动和劳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也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戴尔-维特福德（Dyer-Witheford）、克约森（Kjøsen）和斯坦霍夫（Steinhoff）—几位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分析家——在他们的《非人的力量》(Inhuman Power，2019)一书中认为，人工智能应被视为资本主义下工人异化的顶点：人工智能代表着自主资本（autonomous capital）的权力，导致了商品化和剥削。这可以被视为自由问题（见第四章)，也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造成深刻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问题，或者可以被视为其他政治价值观问题。例如，法兰克福（Frankfurt2015）所言，经济不平等也是一个民主问题：“那些经济条件好得多的人比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拥有更多优势—他们可能倾向于利用这种优势对选举和监管过程施加不适当的影响”。
法兰克福等自由主义者认为，不平等“本身不能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抱负”。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不仅在于对民主的影响，还在于与资本主义剥削相关的不平等本身。此外，（左翼）自由主义思想家会进而要求重新分配，却对生产资料（这里指人工智能）只字不提，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点。例如，戴尔-维特福德认为，社会变革需要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技术，因为人工智能与资本是如此的紧密相连。那么矛盾的是，如果无产阶级想要采取行动反对资本就必须使用人工智能，而这恰恰是其需要反对的（Dyer-Witheford 2015，167)。或许我们可以根据马尔库塞（2002）关于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对生产资料进行重组的观点来理解这一点。马克思认为，生产应由直接生产者组织。但马尔库塞认为，当技术“成为包含劳动阶级的政治世界中的控制和凝聚的媒介时”，我们就需要“改变技术结构本身”。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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