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其畅销书《第二次机器革命》（TheSecond Machine Age）中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信息技术尚未达到力量的顶峰。他们认为，无人驾驶汽车、维修机器人和计算机化医疗诊断将很快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创新预示着许多其他技术变革，将从根本上动摇生产的社会条件，并可能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然而，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在这里却忘记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这主要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反，佩雷斯方法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她看来，技术变革是以利润为动力的系统运动的一部分。金融化是一个双面性问题，它既是生产领域问题的症状，又是资本主义潜在但不确定的再生载体。
第七章 金融为资本的蜕变服务
II
① 例如，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根据他对长期经济数据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连续阶段提出了另一种时间划分。他更加强调制度因素（货币制度、工资率的确定、国家的作用、国际体系)。参见Maddison（1991)。其他作者则更强调国际关系、国家形式、阶级矛盾、技术或资本内部过度积累动态的作用。参见Albritton, ltoh, Westra et Zueg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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