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资本的创造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呢？“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Marx，1968，p.1151）也就是说，它产生债务或证券，其价值源于预期收入的资本化（Marx，1968，p.1193)。①因此，虚拟资本带来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奥地利学派认为的那样，先前储蓄是否足以创造补充资本。问题在于，虚拟资本抢占了未来的增殖过程，尽管它使之变得不可见。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虚拟资本等同于失败和浪费，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虚拟资本的虚拟性并不等同于未来价值增殖过程的成败，尽管它确实表明了这种增殖的脆弱性。简而言之，它把当前货币资本的增殖视为未来经济和政治进程的利害关系（我们将在第五章中回到这一点）。
马克思将虚拟资本识别为三种形式：信用货币、政府债券和股票。在此，马克思展现了同其他方面一样惊人的预见能力想想《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全球化的预言性篇章。诚然，在马克思的时代，信用货币和金融市场只占有限的地位，但如今它们已成为经济运行的核心。
信用货币乍一看是最难被认定为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它难道不是生息资本，而非虚拟资本吗？难道它不是闲置资金的所有者希望通过换取利息而将其借出去的一种形式吗？正确答案是，信用货币同时具有这两种金融资本的特征（Guttmann，1996，p.77)。它始于银行贷款，这种贷款原本只是一个简单的货币符号，通过流通变成了真正的货币。但是这种流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因为它是一种对未来收入的预支，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来源于先前储蓄的资金。自20世纪中叶以来，信用货币的普遍化意味着“将私人劳动预先规范为社会劳动”(Lipietz，1983，p. 140)。企业的生产和工人借贷者的劳动在商品实际售出或工资实际支付之前就得到了货币的预先认可。这种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信用普遍化建立在经济活动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基础之上。的确，人们能够以中央银行发行的票据形式提取存款，存款依赖于这种承诺。然而，如果没有大量的存款人同时要求提取他们的钱（银行挤兑)，那么任何一家银行都无法兑现这一承诺。毕竟，除了准备金之外，所有存款都只不过是数字，没有任何可以直接使用的对应物。如果对某家银行缺乏信心，更不用说对整个银行体系普遍缺乏信心，只有拥有发行权的中央银行才能阻止或遏制金融恐慌，因为它拥有发行货币的最高货币权力，可以发行存款准备金。这既证明了货币作为一种制度的等级制性质，也证明了与虚拟资本相关的政治监管。①由于商业银行根据回购协议出售给中央银行的政府债券构成了私人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大部分来源，因此，信用货币的虚拟性及其政治支柱都得到了强化。2010—2012年，欧洲外围国家银行业/公债危机螺旋式上升，这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嵌套的破坏性力量。这里的重要问题是：欧洲央行拒绝承诺对各国公债进行任何无条件的自动回购。这不仅切断了外围国家进入金融市场的渠道，同时导致政府债券迅速贬值。这反过来又严重削弱了持有大量此类债券的银行。缺乏任何此类担保，也残酷地揭示出单一货币的基本政策缺陷。政治是信用货币的最后担保。只有政治才能允许信用货币的受控扩张，并防止其在动荡时期突然收缩。
第三章 虚拟资本：概念的谱系
II
① 其实现的价值可以通过以下简单的术语来表达：如果一只股票每年带来R的收入，利率为i，那么该股票的价值为K=R/i。因为按照这个利率借贷R/i的话，每年也可以带来 R 的收人。参见 Lipietz(1983，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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