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Marx，1968，pp.1179-1180)。
延续19世纪的普遍认知，马克思也认为虚拟资本的确源于信用制度的发展（Guttmann，1996，pp. 76-77；De Brun-hoff， 1967，p.144)。①借贷资本的交换是一种与产生虚拟资本的生产活动脱钩的价值增值手段，其构成要素包括可贷资金、偿还期限以及相应的利息。然而，虚拟资本并不仅仅局限于信用制度本身。马克思最初的直觉是：虚拟资本的创造源于一种更一般的预期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逻辑。因此，虚拟资本表现为资本持有者的一种权利要求和预期，其失败会导致金融危机以及围绕由此产生的后果的社会和政治斗争。
撇开其各种机构形式，金融本质上可以简化为预先支付一定金额的货币，以换取对方偿还的承诺，或者换取对未来将创造价值的活动的产权。因此，金融建立了一种资本增殖模式，让金钱仿佛拥有了魔法般的力量。马克思关于利息资本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整个金融领域：“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那种认为可以将价值增殖过程与生产过程和劳动力剥削分离开来的简单想法只是一种幻想，却支撑了资本强大的支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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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① 科斯塔斯·拉帕维察斯（Costas Lapavitsas）指出贷款资本本质上没有任何虚拟之处，这与马克思截然不同（Lapavitsas，2013，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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