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赫斯在英国时，恩格斯与他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赫斯的思想首先更深更广地影响了青年恩格斯。因此，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转向哲学共产主义(1843年10月恩格斯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并先期开始接触经济学。有资料表明，恩格斯在旅居英国时就开始接触经济学，涉猎包括斯密、李嘉图、萨伊、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等人的论著。这时，在赫斯的影响下，特别由于青年恩格斯亲身处于工人阶级的劳作和生活之中，因此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自然比同期的马克思要深刻得多。事实上，反倒是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思，促使他转向经济学研究，从而在1844年以哲学逻辑反注经济学的过程中创立了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再以此生发推演开去，最终于1845—1846年实现伟大的思想革命。
我们知道，青年恩格斯于1843年底到1844年初所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①一文，得到了马克思的充分肯定，正是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赫斯的思想如影随形。开篇之初，恩格斯同样称资产阶级经济学为官许的欺诈办法和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Bereicherungswissenschaft)”①。我们看到，与赫斯不同的是，恩格斯一开始就持有一种历史的观点，他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商业扩张的结果”，重商主义必将发展为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如果说在重商主义那里人们还着眼于流通领域的贵金属，并指望贸易顺差中的财富增殖，那么在18世纪则出现了关注劳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显而易见，青年恩格斯的经济学研究刚一出场就有别于赫斯那样的形而上学的轻浮。同时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恩格斯在这里迅速、敏锐又深刻地体认出18世纪这种资产阶级思想革命的片面性：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而且直接体现在暂学基础和方法上！依据当时恩格斯的理解，这种片面性就是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性”：“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和神权相对立”②。他发现，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前提的抽象的唯物主义，并“不干预基督教轻视人类和侮辱人类的现象，它只是把自然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类对立起来”③。苏联学者卢森贝认为这时的恩格斯是运用辩证法这个武器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判断有一定的道理。④恩格斯其实已经发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非批判的方法论前提。他认为，虽然经济学是从资产阶级经济现实出发，却是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作为现成的事实来肯定的(哪怕是科学的分析!)。所以，在这种学说的背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固然反抗了神权，甚至反对了重商主义“旧教”，却仍然将私有制当作一种天然的东西予以接受，因此它至多是一种“一半的进步”的“新教”。恩格斯入木三分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为它恰恰是要维护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工厂制和现代的奴隶制。①这样，这种“科学”可称之为“私经济学”②。在这里，恩格斯将西斯蒙第已有的批判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卷中，恩格斯此书的书名被误译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6页。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