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重商主义)与国民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不过是后者“用精细的盲目信仰代替了粗糙的盲目信仰”，但它并没有改变这种经济异化的实质。在他看来，国民经济学所认可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信用业仍然是一个骗局。虽然看起来，在信用业中，“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然而这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假象并且是更加“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这里所运作的东西甚至“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定在、合群的定在(das gesellige Dasein)、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①在《货币的本质》一文中，赫斯曾经使用过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一词，这里的dasgesellige Dasein 是后来马克思使用的 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 的前身。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信用只是对富人的信任，体现了对货币拥有者的道德认同。“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定在(Dasein eines Capitals und der Zinsen)”。这样，看起来用于交换的媒介似乎从事物的形态回到人的交往关系形态，而实际上这种人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马克思说：“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Material)。”这个Material就是指货币的物质载体，如金属和纸张，而不是关系性的事物(Sache)。所以，“虚伪制度内的一切进步和不一贯全都是最大的倒退和始终一贯的卑鄙”。②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关于信贷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而是资产阶级信贷现象的哲学和道德控诉。并且，马克思这里的思考的深度和经济学的“专业水平”都已经远远超出了赫斯。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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