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这个摘录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劳动者贫困状况的实例。在马克思的摘录中，他主导性的意向得到了具体的证实，即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是与少数私有者手中的财富的积聚相关联，“贫困及其后果是财富的代价”。他甚至注意到毕莱论著最后一章中关于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的研究。其二是评价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劳动者贫困的政策，即从第一个济贫法到19世纪40年代的相应措施。马克思摘录了毕莱对资产阶级社会消除贫困的措施束手无策的无力性的评论，因为这些措施至多是减轻“极度的贫困”，而根本不可能真正消除贫困。相反，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贫困都在加剧。日本学者部服文男曾指出，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手稿》中引用毕莱的著作，但没有指明毕莱的名字。在上面我们提到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也引用了毕莱的著作。①“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最坏的马铃薯。”②
最后，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这是马克思在哲学方法论上的一种再准备！于是，《1844年手稿》的整体写作思路就已经形成了。马克思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有一个机会，来全面地来阐发自己新的理论逻辑了。这也许就播撒下他后来书写《1844年手稿》一书的内在理论冲动的思想种子。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5—478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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