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自1927年首次公诸于众以来，迄今为止已经整整70年了。光阴荏苒，在这大半个世纪中，这部手稿经历了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也扮演了不少重大的历史角色。可是时至今日，它可能依然是马克思文献中最难解读，却被引用最多的文本之一。如果我们将时间指针定位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解视域，那么最近的两次重大释义分别为苏联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理论界的“类哲学”和“实践人道主义”。然而所不同的是，苏联的政治释义已经在现实中破产，而中国哲学界的人本学诠释则刚刚萌芽，这使得这一文本的重要讨论意义域再次凸现。
第一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情况
从本书导言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Okonomisch-philosophischeManuskripte，1844)的理解，实际上是理解马克思的所有解读模式的关键异质性的分水岭。对这一文本的哲学研究，国内外的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主要结论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1844年手稿》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所以人本主义被视为当然的理论旗帜(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派、西方马克思学、国内的实践人道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人学)；二是断然否定《1844年手稿》的理论价值，判定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仍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这两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种线性思路的正反面。这中间，还横着苏联、东欧学者那种不彻底的界线含混的理论认知逻辑。我已经说明，孙伯先生首先提出《1844年手稿》中存在着两条逻辑:除去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逻辑，他还指认了一条正在发生的从现实描述出发的客观唯物主义线索。但后一条线索的逻辑源起，除去对黑格尔的劳动外化思想线索的可能性链接，他并没有明确地给予直接回答。从对以往研究背景的分析来看，人们似乎倾向于将《1844年手稿》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仅仅与费尔巴哈联结起来，而以我之见，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离开了马克思此时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而只是进行单纯的哲学解读！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1844年手稿》传统研究模式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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