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需要说明的是由苏联学者挑起的一种争论，即认为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是在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进程中，一边读书一边写下这一手稿文本的。这也就是说，《巴黎笔记》是与《1844年手稿》穿插交错进行的。他们的具体假设是，马克思先写下萨伊和斯密的笔记，然后开始写作手稿的第一笔记本;随后，马克思又重新阅读，再做了关于麦克库洛赫、普雷沃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笔记，最后完成手稿的第二至第三笔记本。甚至李嘉图和穆勒笔记是在全部手稿完成之后才又回头重新读书而撰写的。这种假设在文献考证、马克思的直接指认和这一文本的内在逻辑三方面均没有可靠的依据，这种推断的唯一根据是第一笔记本中只是引述了萨伊和斯密，而全部手稿中也几乎没有摘录李嘉图和穆勒的东西。①这种假设把马克思描述成一个在理论研究上不负责任的学者，只读了两本经济学论著便开始对经济学指手画脚，再瞟了几页书又发一通议论。可是，马克思的治学态度从来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的青年马克思的写作史已经清楚地显现了他的研究方式，特别是刻画了他面对一个尚属陌生的重要学术领域的研究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关系，《克罗茨纳赫笔记》与“国民公会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关系，更不要说在此之后，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的关系，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伦敦笔记》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关系。可以说，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史中，他没有一次不是在对一个专题、一个领域的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占有之后，并且在对其进行深入反复的思想实验之后，才会动笔写作。
第三章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①参见[苏]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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