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苏联学者的这种“理论创新”实为一种不必要的过分标新立异的行为。更主要的是，以马克思内在的理论逻辑进程来看，这种编排不仅没有深化我们的研究，反而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文本解读中的混乱。我固然承认《巴黎笔记》与《1844年手稿》是在同一个时段中完成的同体文本，但绝对不赞成苏联、东欧学者上述那种将文本碎片化的做法。所以，我在本书中没有采用这种观点，仍然将《1844年手稿》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来对待。遗憾的是，MEGA2版的编者也毫无批判地全盘同意了苏联学者的这种假设。①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般评述
在那种泛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隐性解读构架中，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说的都是对的。由此，《1844年手稿》在它问世之后被直接指认为西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和戈尔巴乔夫式的“类哲学”、“实践人道主义”的“新约”，也就顺理成章了。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来看，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里的相当一部分论述是不科学的。按照我的理解，《1844年手稿》并不是青年马克思计划写作的成果，只是他最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思想实验的过程。马克思的这个文本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重逻辑线索构成的矛盾思想体。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总体线索再作一次梳理：马克思的理论起步是主体能动性(以康德、费希特为基点的法哲学)，然后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以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为民主主义的理论前提。马克思的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构架，在《莱茵报》时期接触现实问题时发生了动摇。这是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已经阐述过的一个前期思想线索。在上一章中，我们也看到，马克思并不是外在地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而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研究中自主地确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看清了资产阶级的真实面目。这使他实现了第一次重大的思想转变，彻底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马克思由此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两条思路：一是自然决定的描述逻辑，二是人的类本质异化与复归的批判逻辑。特别是后者，直接成为此时支配青年马克思思想的隐性权力话语。①如前所述，马克思是在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的影响下，开始研究经济学的。在《巴黎笔记》中，以马克思当时的解读语境，他还无法真实地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内蕴的科学成分，所以，马克思这种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阅读是以人本主义哲学的凸现(《穆勒笔记》)为理论结果的。而《1844年手稿》，正是这种思考、研究和批判的总结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MEGA2第一部分，第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81年，“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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