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犬儒主义不仅相对地增长了(因为工业所造成的后果在后面这些人面前以更发达和更充满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他们总是积极地和自觉地在人的异化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②
显然，这又是对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那种“罪过增大说”的无意识认同。
我以为，马克思这里的分析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他是根据与大工业物质生产力发展(这恰恰是李嘉图经济学的本质)相反的逻辑来观察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他没能正确地理解，相对于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社会首先意味着一种真实的人的历史解放，这种解放正是建立在大工业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之上的。马克思此时将“工业”不正确地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所以才出现了“支离破碎的工业[II]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地，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③。直到1845年以后，马克思才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区分，并且理解了工业只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从而形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批判。而在50年代以后，马克思才真正转移到李嘉图所确证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人体”)的立场上来。
接下去的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学说的历史分析。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学说史的具体分析。虽然此时马克思还没有正确区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但他的理解已经达及了相当的深度。在这里，马克思受到斯密和麦克库洛赫的经济学说史分析的影响，首先注意到重农主义的历史地位。魁奈的理论被视为“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的过渡”。在此之前的重商主义认为，贵金属才是财富的实在，它仍然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然而在魁奈那里，“财富的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这是前面多次讲到的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初现)，“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作才对人存在”。但是，农业同时被宣布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这里的“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来理解的”，而仅仅是一种“特定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斯密等的经济学进一步“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①。因为，“农业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而，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bestimmteArbeit)，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②。这里的一般劳动是异质于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论述的劳动一般的。在此，马克思实际上回答了他自己在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即“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③现在他知道：
第三章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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