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性的评注1”中，马克思像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中一样再一次指出：过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被政治经济学当做确定不疑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②。
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③
这无疑是一个很有分量的赞扬。列宁后来也注意到了这一肯定。当然，这里所谓“科学”的内涵只是同义于革命性。
很显然，此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看法还没发生重大的改变，因为他仍然抓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表面那种所谓“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Verhältnis)”与自己私有制前提的内在矛盾。由此，民主德国学者图赫舍雷尔认为马克思此时还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及这个理论对于社会主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④这是正确的指认。当然，马克思有时也在捕捉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理论“矛盾”。例如，价值看起来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①。前者分析的是斯密和萨伊的定义，后者分析的则是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价格。显然，此时马克思还无法正确地区分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与价格。他这里试图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经济关系”都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也只是不自觉地批评这些矛盾的个别形式，然而维护这种经济关系看起来“合乎人性的外观”。这让我们想起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的相近表述。马克思这时认为，政治经济学家仅仅是“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把握这些关系的”，而这又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别的方面”。②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人性，还是他自己从彻底的人类解放出发所设定的真正的人类本质！它仍然是与现实对立的理想化的价值悬设。所以请读者注意，马克思这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关系与理论逻辑(人性)的价值矛盾，同时他将这种矛盾视为共产主义的前提。而在1845年以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发现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客观矛盾。这二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异质性区别。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④参见[德]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马经青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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