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李斯特的批判是正确而有力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注意到，如果离开经济学和政治立场，李斯特理论中强调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恰恰是他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义。这当然是一种哲学上的理论提升。李斯特是利用了这一点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是必然的。而马克思如果翻转这一理论要点走向历史深处，情况又将截然不同。1845—1847年间，马克思在创立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我发现，正是在第2印张的最后，出现了一点点与《神圣家族》总体批判方法不同的理论运演片断。马克思说，李斯特的问题在于不研究“现实的历史”，不了解“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wirklichenBewegung)联系在一起的”。①并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实际出发点”就是“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所以“对这个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verschiedne Entwicklungsphasen)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②马克思在此文本中6次使用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一语。他较多地使用Bürgertums一词，共计使用8次，并且以deutsche Bourgeois(31 次)和 deutsche Bürger(11次)来指认德国资产者。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将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从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义为政治上的资产阶级社会。李斯特没有想到将矛头指向现实的德国资产阶级社会，这是他自身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不足为奇。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也使用了一个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各个阶段”！这显然是从历史规律视角来看的特殊性。我以为，它明显是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A经济学研究的直接成果！如果没有对经济学的比较性研究，马克思是不可能提出这个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现实社会的具体关系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各个具体阶段的研究要求的。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进步。从此处马克思直接的语境来看，他主要是指李斯特应该注意到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不同阶段，可他在穷途末路的英法资产阶级社会走到足以露其败相的时期，还在论证这个社会制度发生之必要，这在马克思看来是相当荒谬的。我觉得，马克思无意道出了一个超越性的问题，即从观念回到现实固然重要，但对社会历史现实本身的具体分析更为关键。可是我以为，这不是马克思自觉的批判思路，因为以这一观点再向前推进，就会看到资产阶级社会与前资产阶级社会具体的差异性，而这种客观的比较将使马克思不再简单地否定资产阶级社会，而能够首先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合理性。就像他在《哲学的贫困》之后，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科学分析一样。由此，他就可以拥有新的思想刻度，真正超越仍然笼罩在人本主义逻辑(“市民社会”之意识形态)光环下的赫斯、恩格斯和此时的自己，步入科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时马克思还没能做到这一点。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9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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