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特定对象性语境
在1844年底，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发表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来得及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其进行反驳。而我们已经知道，1845年2月马克思到布鲁塞尔之后，将其主要精力集中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正是在这种情境中，他于1845年3月写下《评李斯特》。大约在4月，马克思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继续研读经济学。7—8月，马克思与恩格斯一同前往曼彻斯特，在社会活动之余又进行紧张的经济学研究，写下了《曼彻斯特笔记》。也是在这个时期内，即1845年6—10月，德国学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和文章。
1845年6月，赫斯发表了他在1月17日曾向马克思预告的《晚近的哲学家》一书，该书主要评述了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赫斯在这里进一步说明了他不久前发表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的观点。在那里，他直接批评费尔巴哈忽视了人的本质异化在经济现实中的表现，特别是在金融和货币关系中的异化问题。在《晚近的哲学家》一书中，他还批评性地指认了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都只是关注观念中的类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这种批判只是一种主观意识层面中的否定和扬弃，并不能改变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个人的孤立状态，所以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走向社会主义实践。
同年6月25—28日，《维干德季刊》(Wigand'sVieteljahrschrift)1845年第2卷在莱比锡出版，其中有费尔巴哈的文章《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谈《基督教的本质》》。在这篇文章中，费尔巴哈针对施蒂纳的批评进行了回应，强调了他的哲学并没有否定个人，他的“感性”也就是个性真实的内容。也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费尔巴哈第一次声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还刊发了古·尤利乌斯的《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尤利乌斯指认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神圣家族》之间的一条主线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结合。他批评马克思继续了费尔巴哈将现实(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与类本质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并直接提出，“类存在物”也是一种新的宗教和教派。这种观点与施蒂纳的批评显然异曲同工。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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