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0月16—18日，《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出版，其中登有鲍威尔的文章《路·费尔巴哈的特点》。在该文中，鲍威尔直接批评费尔巴哈并没有使自己与黑格尔真正界划开来，因为他的“类”和人的本质实际上都是某种超验的神圣的东西，所以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还是黑格尔的绝对、康德的自在之物(Ding an sich)、基督教的上帝。它不过是一种改换了名称的宗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鲍威尔提出《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的那种“现实的人本主义”仍然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赫斯是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完成者。他指责马克思、恩格斯、赫斯在用类压迫个性(自我意识)。同时，施蒂纳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上也发表文章《施蒂纳的评论家们》，这是他对批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回应。他逐一分析并区别了费尔巴哈、鲍威尔和赫斯等人的观点。其中，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视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和“神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
这就是1845年4月以后德国思想界的理论动向。马克思恩格斯戏言道，这是一次“莱比锡宗教会议”。实际上，马克思这时的思想基础已不是哲学伦理逻辑，而是获得了社会历史特别是经济发展的现实生活本身！在《布鲁塞尔笔记》A的基础上，他已经经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哲学革命，再通过《布鲁塞尔笔记》B确立了物质生产为基点的全新的历史科学原则。而在对《曼彻斯特笔记》的思考中，马克思直接通过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逻辑思路，直接实现了全部理论总体的转换：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的确立，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和方向的确立。马克思并不是没有对当时的德国哲学逻辑进行直接反思，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当然深深影响了马克思，使他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逻辑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但马克思绝不是简单地从哲学逻辑上的类回归个人，而是在一个全面的历史视域中重新反省整个哲学思想史逻辑；马克思不再是在旧哲学的逻辑构架中运动，而是根本颠覆了这种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科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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