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的写作语境
在上面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已经说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手稿中的两种不同的逻辑思路，特别是第四和第五手稿的基本内涵，并不是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所确证的仅仅是两个誊写手稿，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后打算重新起草一个引言时导引出的两种逻辑思路的延续，即哲学确证的理论说明(思路1)和基于经济发展现实的历史的批判描述(思路2)。然而，这都是未完成的。以我的推断，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最终放弃了仅仅着眼于哲学视界的任何理论逻辑建构，或者仅仅从经济现实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证研究。这首先是因为，任何以哲学来直接投射历史，以哲学来直接解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企图都将是非法的。哲学的合法地位，只能是对经济研究、政治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指导，而不是越俎代庖式的直接价值批判。这正是当年《1844年手稿》的哲学逻辑僭越。其次，客观地说，以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知识，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描述与经济观点都还具有猜想的性质(如以所有制为主线的历史分期与分工问题的哲学探讨)，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况且，马克思此时尚未实现经济学的科学变革!因此，在这个经济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现实批判的理论力度是微乎其微的。最重要的是，这两种思路的分立实际上在理论建构上是不成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第五手稿的最后，马克思突然中断自己的写作，这是否预示着他对此已经有了某种自我意识？对此我们心存疑窦，但还无法冰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到1846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再十分急迫地想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它的第一卷第一章。这又是什么缘故？我们还是以具体的文本分析来进行探讨。
1846年5月14日，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卷差不多已经完成，第一卷一到，希望马上开始付印。①8月1日，马克思在致信出版商列斯凯时写道：在发表我的政治经济学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同时马克思告诉他，11月底以前能改好付印。①而且，马克思明确提出：“先出版哲学部分，这是应当首先发表的，然后再出版其余的部分”②。从同年11月2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我们发现这个哲学部分(第一卷第一章)的确仍然在马克思手中。③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即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贫困的哲学》④一书的发表。根据我的判断，这本书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中起重大突破作用的最后一个催化剂。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