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是确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则。虽然马克思也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异质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现实经济历史批判思路，但在面对如何再基于科学的逻辑基础引出现实批判的接合点上，他仍然束手无策。换句话说，也就是哲学的逻辑思路1与经济学历史学的逻辑思路2，并没有完成理论缺环上的最终对接和联结。正是在这一书信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经济学批判，才确定了科学批判理论的全新基础。同时，也正是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才真正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域的建构才最终完成。正是由于获得了这种对哲学的科学定位，马克思才可能坚定地走向他的第二个伟大的发现，即经济科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此外，这种剩余价值理论的确立也意味着实证研究之上的科学批判话语基础的生成；最终，马克思在经济学的科学革命中创立了他的历史现象学理论。
我之所以说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是一种话语，意在表明马克思在1847年以后，不再直接以哲学逻辑的方式批判现实，哪怕是一种科学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的哲学新视域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层面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它的合法存在仅仅作为历史研究、经济学和政治研究的方法论引导，并以一种隐性的功能结构发生在实证研究之中。所以，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只是一种方法论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多次谈到“哲学的终结”都是意谓这一语义。这种方法论话语的最大针对性，就是赫斯和蒲鲁东式的隐性唯心史观。然而，蒲鲁东不同于赫斯的地方是他的双重唯心主义历史观，即显性的观念决定论与隐性的方法论的唯心史观。这是由于，在赫斯的基本理论逻辑的分析中，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他已经站在一般社会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赫斯的这种唯物主义却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原则，生产及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经济活动的运行都是一种理论的逻辑设定，并且是某种贯穿全部历史的不变公式。这令人想起我们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而马克思发现，这种看起来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固然也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立场的观点的，但究其实质却仍然是方法论上的隐性唯心主义，因为这还是在用观念逻辑来重构历史现实！固然这种观念的内容可能是正确的。而蒲鲁东与赫斯相比则更糟糕，因为他在一般理论层面仍然是观念决定论。在他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所谓“无人身的理性”之实现，这是他用来装扮自己经济学“高论”的思辨哲学外壳，他甚至没有意识到黑格尔观念唯心主义的非法性。马克思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序言中说，蒲鲁东的双重错误在于，他在法国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可他却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他在德国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可他却以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其实，蒲鲁东在这两个方面都是非科学的。在后来的《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主要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而在这封书信中，马克思则重点批判他的双重唯心主义历史观。我发现，马克思所批判的重点不在于蒲鲁东那种明显的黑格尔式的观念决定论，而在于分析他的经济学方法论中隐含的深层唯心主义，这其实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先导性。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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