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的道路是越来越远了；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③
在马克思下决心对蒲鲁东的经济学进行批判之前，他恰巧收到了安年柯夫的信。于是，就有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封著名的书信。南斯拉夫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弗兰尼茨基曾经称这封信是《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序言”，这有一定道理。④但由于他根本没有认真研读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因此这一断言是空洞而无内涵的。
我认为，马克思的这封信的确相当重要。之所以言其重要，一是它出现在马克思写作和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的最后时刻，它可以准确地彰显马克思在这一未完成手稿创作中的真实思境和新的想法；二是从中能发现他的理论建构之最后界划对象，即蒲鲁东的经济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因为，这是马克思对赫斯的抽象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后，再一次对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隐性唯心史观的逻辑剥离。这种新的探索，使得马克思的哲学新视域再一次同时也最终确立起来了。最后，与不久后正式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不同，由于这一文本是个人书信，因而没有任何外在牵制因素的约束和羁绊，所以它也最有可能真实地再现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语境。马克思用法文写成的致安年柯夫的这封书信，1880年由安年柯夫从法文译成俄文，并于当年首次公开发表。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页。
④参见[前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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