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述在说明社会唯物主义时所依据的李嘉图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学理进展中的劳动价值论，更多的是定位在商品价值实现这一环节上。这实际上还只是问题解析和进展的入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得从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的具体说明谈起。当我们笼统地说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科学地区分这一理论存在着三个不同的理论层面：1.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创造因素；2.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3.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实现因素。在自重农学派以降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对第1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对第2点和第3点理解的不同侧重上。具体说，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由第2点和第3点相互并存一起构成的。他一方面从价值的决定层面界定了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又从价值的实现层面界定了劳动价值论(从价值实现的环节来看，一个商品的价值当然是由它所换得的劳动量所决定的)，这便是他矛盾的二重价值理论的由来。其实，这在斯密时代是必然的，因为手工业“资产阶级社会”的时代与后来李嘉图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极具理论意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关注的是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后者关注的是资本的积累。因此，尽管斯密已经开启了劳动的价值决定的理论线索，但他还是无法摆脱从所换得的财富的角度来理解一个商品的价值问题。这便致使他的价值理论仍然拖着一根“庸人的尾巴”。准确地说，这是由于当时的手工业时代还没给他提供蜕去这根尾巴的客观条件。
李嘉图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准确地概括了他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生产)的状况，这使他有可能彻底摆脱从所交换的财富含有的劳动量的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的线索，而完全站到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的角度来界定劳动价值论。因为，在李嘉图的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已经通过产业大革命获得极大发展。作为此时资产阶级产业资本利益的理论代表的李嘉图，他所关心的不是财富的生产问题，而是财富的分配所带来的资本如何积累和社会的客观进步问题。所以，李嘉图已没有兴趣从所换得的财富的劳动量的角度来展开线索，他的兴趣在于商品内在价值本身，即价值的决定的层面。从商品交换的层面所定位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只是劳动价值论的第三个层面，这个层面在斯密那里是作为一根长长的尾巴拖着泥带着水，李嘉图的英明之处恰恰在于斩断了这根尾巴，而作为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的詹·穆勒、麦克库洛赫、普雷沃、特拉西①等人的误区恰恰在于重新拾起和错植了这根尾巴。此处经济学理论的论述，得益于与唐正东博士的讨论。这样一来，如果仅从价值交换的层面来理解经济学家所抽象出的社会关系，那么，不但无法区分庸俗经济学家跟斯密的不同，而且连李嘉图的意义自然也会被重新遮蔽。所以，我们在解蔽社会唯物主义线索时就必须区分出这三个层面，特别是要重视第一、二层级与第三层级的重要差别。从自然对象直观物的唯物主义转向社会关系的社会唯物主义，这的确是斯图亚特以后的经济学家的一大特点。这条线索可以一直不加区分地牵至庸俗经济学家(萨伊、麦克库洛赫和特拉西等)和斯密的“一半”。因为，他们是从价值实现的角度来展开理论分析的。一个人的商品必须通过社会交换才能成为真正的商品，因此，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社会关系的层面凸现出来了。但这种社会唯物主义是一种“经验的抽象”，这是社会唯物主义的初级层面(第一、第二层级)。而斯密的“另一半”和李嘉图则成为社会唯物主义第三层级的新的基础，它们已经构成一类对社会本质的科学抽象。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才第一次明确指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在此之前他一直使用“资产阶级社会”、“现代私有制社会”等术语。有关这一点，我们下面还将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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