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假象与神话的同谋被揭穿之后，这就促使马克思进一步确定，当人们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资本、货币、价值、商品等经济现象时，个人和一般人的经验式的常识眼睛是无法透视它们的本质的，因为那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事物的联系，“总是表现为颠倒的、头足倒置的”①。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抽象出“劳动一般”，可它的现实存在形式却是事物化和多重颠倒的；即使能够把握“资本一般”，可通过市场和竞争，一切规定同它们在资本一般中的情形相比，都显得颠倒过来了。可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社会唯物主义)却正是以这种假象作为全部理论的肯定性前提的。显然，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不再是一般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是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透视这种颠倒的假象，即如何揭穿一层层现象和假象，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自然性(自在性)中客观发生的多重颠倒性和复杂性，需要非直观和非现成的批判性现象学，即去除意识形态，发掘经济现实本质关系的本真性。这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基本内容。在这一层面上，青年卢卡奇将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仅仅指认为“中介性方法”又是不够准确的。历史现象学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面对的主观现象世界，也不是费尔巴哈、赫斯和青年马克思自己原来的那种否定现实经济现象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因为这时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的批判性对象是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这种颠倒的消除，决不可能在观念中得以实现，而只能由物质变革来完成。
第八章(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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