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失却历史语境融合的马克思必然成为外在的、对象化的无思的现成物。这种情况的出现，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源于方法论前提上的错误预设，即马克思是可以现成地“居有”的，似乎只要翻译一套全集，打开一部文本，马克思的思想便毫无遮蔽地在一个平面上全盘展开，剩下的只是根据我们现实的需要，任意地对其中的片段进行同质性(从第一卷的第一页，到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的抽取，拿它“联系实际”，拿它来与当代对话，拿它作为“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生成(“上手”)在这里荡然无存。人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前苏东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先在的结构性编码作用。其实，所谓“回到马克思”，不过是对此进行祛魅的一种策略罢了。
在当代哲学史中，胡塞尔曾以“回到事情本身”作为现象学的重要理论入口。而后来这一阐释学意义上的“回到”，又成为海德格尔通过回到苏格拉底以前所谓思之本真性重写当代思想史的开端。其实，在解释学的常识中，任何“回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视域的整合。同样，“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也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以造就新的“上手状态”。这也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返本开新”。“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①换句话说，按照解释学的观点，马克思不再是那个原初的对象，已经成为一种被阐释的历史效果。一个全新但有据可寻的马克思展现在我们面前。显而易见，马克思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现成的，脱离了“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语境单单言说马克思的“当代性”，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写作策略上的考虑，一种有意识的遮蔽。
以我的见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命题，它是前苏东传统学界在60年代就炒作过的一个教化体制中的写作方式。如前所述，这里无意识悬设的一个虚幻关系是，假定传统解释框架诠释马克思的完成性和现成性。说透一点，它的意识形态本质是想遮蔽前苏东传统马克思哲学诠释非历史绝对话语权的非法性。事实上，马克思哲学必须走向当代从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这一意向生成现实何以可能。是回避马克思哲学在教条主义解读模式下形成的历史视域之必然消解，麻木地以其为前提口号化地制造一种马克思当代化的宏大叙事，还是勇于重释旧经典，正视新文本，脚踏实地地返本开新，在一种新的历史视域中真正解决当代生活世界的新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争论这一问题的辨析实质所在。“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作为一种理论口号，这是萨特在20世纪50年代、德里达在90年代的相同口号的某种摹写。但需要追问的是，实现马克思之思的当代性言说，究竟是在一种“在手”状态的外在层面上使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做简单的对话，还是准确地捕捉到马克思思想逻辑最重要的问题接合点，以造成一种新的“接着说”的学术创新关系？这也是我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个关键的异质性思考点。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巴黎塞伊出版社2000年推出了法国年轻女哲学家伊莎贝尔·加罗的新著《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在这本被评论界称为“回到马克思”的论著中，作者用新的方法和观念探索了马克思哲学主要概念的形成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用马克思的理论对生态学、女权主义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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