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按这种思考理路来做一个假定，即马克思的思想果真具有“在手状态”的现成性，这也就必然可以排除对其历史地平进行廓清的必要性，那么顺理成章的结果将是原有的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体系哲学或“修修补补”后的亚体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类哲学”等)仍应作为言谈马克思“当代性”的逻辑前件。我以为，这一假设的可证伪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果从方法论上承认这一出发点，即意味着必须正视这样一种颠覆性的事实：马克思的思想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从来不是现成性的，它甚至并不具备必须居有的“上手性”。这种真相披露所造成的震撼无异于从根基上摧毁一座建成的大厦，甚至杜绝了对其进行枝节性“修缮”的可能。也惟此，这个具有颠覆性的问题在历来的讨论甚至学者们运思的潜意识中被一遮再遮，始终不能浮上水面。对“回到马克思”的拒绝才潜藏了一种理论无根性的恐慌。
由于在过去我们自己的原著研究始终处于被“喂养”状态①，中国读者并没有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献所进行的认真深入的解读，形成我们自己(“黄皮肤黑眼睛式”)独立的、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与马克思达到历史语境的特定交融(这也是我所反讽地指认的“上手性”)。
附录一“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①我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完全依赖前苏东马列编译局的前期工作，从早期的马列主义文选到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第1—2版)和《斯大林全集》，无一例外。这项工作倒没有受到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在原著研究方面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一句话，前苏东的传统教科书解释构架是我们原著研究唯一的制约性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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