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什么是文本学的解读模式？
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关注解读模式的重要性。在今天我们的学术讨论中，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被认真对待的方法论问题。当下发生的许多学术论争中，学者们明明居以不同的研究方式，却在以不同的理论尺度争论同一个问题。比如“人学”、“实践唯物主义”等专题问题，还有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等重要文本的重新阐释，其实，站在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立场上，或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支援背景下，其理解结果的异质性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人们在争论问题前谁都不去首先确定自己的理论前提，即是在什么意义上、在何种解读模型中涉入一定的理论讨论域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注意的学术规范问题。当然，我这里主要关心的还是文本学意义上的解读模式问题。
依我的观点，“以不同的话语、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相同的文本，其解读结果可能会是根本异质的。还原到我们这里的研究语境，即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①。也因此，我在该书的导言中明确区分了在理解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着的“五大解读模式”，即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东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锉教授的模式。孙先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名家，上个世纪70年代，他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的精心而深入的解读著称。除去他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对我影响极大的就是他这种独特的文本研究法，也就是这种解读模式被我命名为文本学的研究模式。对此，我再做一些说明。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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