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谓的文本学的对象域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研究”。专门标定文本学这样一个新概念，为的是要明确造成一种理论逻辑上的界划。虽然文本学也是研究经典著作，但其基本的认知模型和方法与传统的原著研究相比已经相去甚远。从狭义的文本学角度来看(广义的文本可以泛指一切可解读的对象)，所谓“文本”，并非是指特定论著中文字的总和，同时，文本的建构也背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文本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历史的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并且，由于作者本身的认知系统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是随着思的动态语境而改变的，这就必然决定了一个作者的文本本身不是一个静止同一的对象，不是一成不变地从第一本书的第一句话同质性地说到最后一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因而假设文本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同样的言说背景和言说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非法的同质性逻辑。而且，文本自它诞生之日起，作者就已经“消隐”了(福柯在同一意义上说“作者死了”)，我们所能遭遇与对话的永远是历史性的文本而非写作者本人(这一点对已故的文本作者表现尤为突出，马克思也在此列)。因此，文本所蕴涵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自行布展开来的，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于是，读者的“支援背景”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解读过程。伽达默尔所说的文本诠释中不同视域的历史性融合和作为解释结果的“历史阐释效果”，都是说明了这个意思。而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最根本的不同，是我这里标注的文本学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僭妄。
我多次指认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传统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和言说方式始终是非反思性的。它的最大问题在于过于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刚性”的“边界”，将公开著作与其他类型的文本视为一个严整的同质性总体。在这样的解读背景下，马克思理论文本的原初思想理路被先在地栅格化了，以哲学文本为例，原著研究即用所谓教科书式的“哲学原理”非历史地反注马克思的文本和手稿，马克思原来文本写作中的历史性生成和针对不同对象的理论专题，被非历史地分割成“哲学基本问题”、“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这里发生的事件是，马克思哲学文本被非历史地“原理化”了，这实际上是一种荒谬的“按图索骥”。更有甚者，不同时期文本的异质性也一再被忽略，成了完全同质性的、可以任意援引的“语录堆砌体”。正是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误区导致了我们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理论创新缺乏活力。我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借助于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使过去在传统解读构架内的熟知文本重新“陌生化”，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理解视域。由于文本的形成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或线性的思维平铺，也不是一个毫无异质性的自我“独白”，而是作者在与他同时代的人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中陆续形成的(大量的文本群就尤其如此)，这就决定了文本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发生学基础上，从历史性中去评估其在理论建构中的真正价值。如果转换到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历史性解读上，就是坚决将体系哲学的前见(“原理”)悬设起来，将原来的文本阐释结果加上括号，以历史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结构，让马克思的文本原初语境呈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果。这实际上是一个马斯洛所说的“再圣化”的过程，它要求读者将已有的成见置于阅读行为之外，非直接性地面对文本。简言之，即胡塞尔的“放弃现成的给定性”，回到事物本身。这也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
附录一“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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