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在中国的哲学发展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科壁垒，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彼此之间都有偏见，这种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成了影响哲学发展的一个瓶颈。对此您怎样看?
张: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真正的哲学家是不应该有狭隘的学科界限的。学科壁垒是中国学术体制造成的问题，在现在的西方学界中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现在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学科界限，要有一个过程，但最近几年学科之间开始出现松动，事实上，国内学界在学科之间已经开始交流了，复旦大学西哲和马哲的交流与对话搞得就十分活跃，由刘放桐老师带领，开过几次大型的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会。彼此已经开始相互宽容地来接受对方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刘:对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您有什么看法？
张:说到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日本的广松涉哲学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我发表过几篇介绍广松涉哲学的文章，我在南大出版社已经出了他的四本书。他早期是研究科学的，有点像波兰尼，后来研究哲学，研究海德格尔、胡塞尔等现象学，这中间他又做马克思哲学研究。他的研究分为几段，早期是马克思的文本、思想史，第二段是科学史，马赫、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中的东西，第三段是他把现代西方哲学、科学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大和哲学进行了嫁接整合，形成了广松哲学。
从广松哲学中我意识到：第一，未来中国哲学一定是体现民族精神的。第二，未来哲学更重要的基础应该是东方文化。中国人的哲学创造应该是东方的思想，这是一种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但又不是面向过去那种故纸堆的。它是把中国最重要的东西能够阐释出来的学说，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关心波兰尼，就是考虑我们应该如何把体知变成言传的思想，最后再回到中国传统的东西。20世纪之后在西方真正受到尊重的东方人都是代表了自己民族精神的艺术家和哲学家，像池田、铃木大佐、泰戈尔等，只有代表了东方文化精神的，在西方才能有地位，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这些人是丢不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方法论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血液里。因此马克思主义至少在我个人这里会是我的方法论的骨干部分，其价值取向、人类解放的取向我们也是丢不掉的。第三，是与西方文明的积极对话，就是广纳世界的最先进的东西，在这里边生成中国未来哲学的新形态。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而不再去争论到底是西哲重要、马哲重要还是中哲重要。真正走向世界的哲学应该是能包容世界最新思潮的开放性的民族精神。我觉得这一点是未来的趋向。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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