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中这种自发形成的总体性社会关联看成是社会普遍性(绝对观念在这一历史层级中的物相形态)得以实现的表现，也就是那个绝对的“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新的进展。因此，黑格尔自然是积极地肯定它。具体地说，这一立场又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观察：首先，在结构性的历史断面上，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关系就直接体现为现代社会的本质。“人们的特殊性最直接地包含在他们自身的需求中。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就是人们都能得到满足的共同财富。”但是，一旦进入到社会关系之中，个人就不再仅仅受自己的意志支配，而更加深刻地受到一种普遍力量的支配。其次，如果转换思路，从社会历史的历时性视角来对此进行考察，那么在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中，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关系又是“理性的狡计”在市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它也就是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二者的区别在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具体的，是资产阶级社会自由竞争中的自发性调节力量，而黑格尔在此的思考，则是在进行一种超出经济学的更宏大的历史哲学理性透视。
并且，我们只有深入地理解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他的关于在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关系之上的现代劳动价值论与货币的理论。黑格尔已经意识到，市民社会的本质即是“通过个人的劳动(Arbeit)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Vermittelung)，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System der Bedürfnisse)”①。在这里，从个人的特殊劳动向抽象的社会一般劳动的转化是最关键的一步。黑格尔认为：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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