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固定的等级制度。
固定主义者含蓄地承认资本主义只能被抵制，永远无法被战胜，而自由派共产主义者则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不道德行为必须用慈善来抵消，这两种观点加在一起，让人感觉到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限制了当前的政治可能性。而固定主义者保留了68式抗议的形式，但以抵抗变革的名义，自由共产主义者积极地拥抱新事物。齐泽克的观点是正确的，自由共产主义远没有构成任何形式的对官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步纠正，而是构成了目前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灵活性”、“游牧主义”和“自发性”是后福特主义控制社会的管理特征。但问题是，任何对灵活性和去中心化的反对都有弄巧成拙的风险，因为要求不灵活性和集中化的呼声，至少可以说，不太可能是非常激励人心的。
无论如何，对“新”的抵制不是左翼能够或应该团结起来的事业。对于如何打破劳动，资本是非常仔细地思考过的;然而，对于在后福特主义的条件下，什么样的策略可以对抗资本，以及可以创新什么样的新语言来应对这些条件，仍然没有足够的思考。反对资本主义对“新”的挪用是很重要的，但要收回“新”不能是适应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条件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太好了，“成功的适应”是管理主义的卓越策略。
巴迪欧和大卫·哈维都喜欢将新自由主义与“复辟”一词联系在一起，这是对资本与新颖性联系的重要纠正。对哈维和巴迪欧来说，新自由主义政治不是关于新事物，而是阶级权力和特权的回归。“在法国，”巴迪欧说，“复辟”指的是国王回归的时期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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