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不久以两种形式出现。或者是单边协作：放款人又称“留在陆地的合伙人”(sociusstans)，他向“登船出海的合伙人”(sociusprocertans)提供一笔贷款；后者在返航算账时，除偿还动身时所借的款项外，自己留下四分之一的收益，其余都归资本家。或者是双边协作：放款人只拿出资本的四分之三，“登船出海的合伙人”提供劳务，外加四分之一的资本。在此情况下，获利由二人平分。吉诺·吕扎托175认为，这第二种协作形式不止一次被用于掩盖单边协作的高利贷嫌疑。“协作”一词在这里名不符实，它的形式与意大利其他城市的“合约”(commenda)十分相像，人们早先和后来在马赛和巴塞罗那都能找到类似的组织。由于commenda一词在威尼斯具有储蓄的含义，176我们必须另找一个词，用以确指海上借贷。
既然如此，安德列·赛约177于1937年采取的，并为包括马克·布洛赫178在内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的立场，也就可以被人们理解了：1050至1150年间，资本与劳动在威尼斯已出现了分化。“留在陆地的合伙人”不就是不出远门的资本家吗？他那位登船出海的合伙人前往君士坦丁堡，随后再去塔纳或埃及的亚历山大……如果旅行顺利，当船返回时，出力干活的贩运人便送来所借的本金和赚得的利润。一方为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但于1940年发现的新资料179迫使我们修正这个过分简单的解释。首先，“留在陆地的合伙人”虽有这个名称，却不断在流动，就我们观察的那段时间看(1200年前后)，他们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以及圣让达克尔和法马古斯塔，君士坦丁堡更是常来常往(这个细节足以表明，威尼斯在多大程度上靠打入拜占庭经济的内部而发了财)。至于“登船出海的合伙人”，他丝毫不像服劳役的农奴那样任人支配，每次出门总随带十来份“协作契约”(这就事先保证他在顺利情况下有丰厚的利润可得)；此外，他在一份契约中是借款人，而在另一份契约中，又往往是放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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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威尼斯以前和以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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