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都有信仰自由，因而许多具有自由精神的法国人21都在那里定居，以便不受追查和监督，并且称心如意地生活”。威尼斯这种天生的宽容精神，我想能部分说明它那“著名的反教权主义”，22或用一个更好的说法，它与罗马教会不妥协主义的一贯对抗。凡在商人云集的地方，必定出现宽容的奇迹。在阿明尼乌教派和戈马尔教派之间发生暴力冲突(1619—1620年)后，阿姆斯特丹坚持实行宽容，这一功绩不容抹煞。伦敦的宗教机构可谓五光十色。一名法国旅行者23于1725年说：“那里有犹太教徒，有德国、荷兰、瑞典、丹麦和法国的新教徒；有路德派、再洗礼派、千禧年派原文如1此、勃朗派、独立派或清教派以及贵格派。”此外还要加上安立甘宗、长老宗以及天主教徒，后者不论英国人或外国人，习惯在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大使的小教堂里望弥撒。每个教派各有自己的教堂或会面地点。每个教派又各有区别于其他教派的标记。贵格派“在四分之一法里外从服饰即可认出：平顶帽，小领带，上衣扣子钉得很高，经常闭着双眼”。24
这些超级城市最鲜明的另一个特点也许是过早的和突出的社会分化。这些城市中居住着无产者、资产者和城市贵族；城市贵族有钱有势，骄矜自负，他们很快不必再像在威尼斯或热那亚的时代，竭力用贵族头衔装饰自己。25总而言之，城市贵族和无产阶级正在“两极分化”，富的变得更富，穷的变得更穷；压强很高的资本主义城市的一大痼疾，正是生活程度很高，以及永无休止的膨胀。膨胀是由超级城市的本性所决定的，它们注定要控制毗邻地区的经济。经济生活自动朝着超级城市高物价的方向集中和转移。但在压强过高的情况下，城市以及以城市为归宿的经济便有自焚的危险。在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生活程度之高不时超过了人们的承受限度。为了逃避地方税和高额税率，纽约的工商企业今天纷纷撤离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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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