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最后，如果650万原有资金平均取得20%的利润，股东们每年就可收入一百多万弗罗林。历史学家和当时的观察家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分发红利(有时用香料或用国家证券支付)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是一个太重的负担。然而，如果公司的利润确如人们所说的那么低下，这一百多万弗罗林却也为数不小。
症结的确是在这里。公司的利润究竟有多少?问题似乎不好回答，不仅因为有关的研究还很不够，一些资料已经散失；不仅因为保存至今的账本不符合目前结算规范，在资产和负债这两方面都遗漏一些重要项目（如固定资金，出海航行的船只、货物和现金以及股东的资金等260)，尤其因为会计制度本身不允许编制资产负债一览表，因而也就不能确切算出真实的利润。由于一些实际困难(距离很长，货币兑换困难等)，公司账目始终处于结构性的两极化状态：照格拉曼的说法，一方面有荷兰商行的账目，下属六个部门，每年都作一总决算；另一方面又有巴达维亚政府的账目，该政府接受远东各商行的账册，并对海外活动作出年度决算，两种分开的账目的唯一联系，就是一方的债务可由另一方支付，但每一方并不知道对方的内部活动情况以及造成盈亏的真实原因。
17世纪末年任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的若昂·许德261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因而着手全面修改会计制度。他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原因很多，其中包括不少实际困难。但可能还因为，公司的董事们并不十分愿意向公众交出清楚的账目。“十七董事”与股东之间确实从一开始就有冲突，股东们要求清理账目，认为分红不
第三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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