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虽然可能不止一种，但唯有克里斯托夫·格拉曼提出的解释264看来才合乎情理：印度洋贸易有所下降，或至少是从这一贸易中所得的利润渐趋减少。确实，巴达维亚一端债台高筑，“十七董事”暂时依靠“尼德兰商行”蒸蒸日上的商业收入(部分地受惠于物价上涨)弥补亏空，后来又听任自己的债务逐渐增加。但“海岛贸易”(inlandsehandel)的减少应该怎样解释？18世纪下半叶，贸易全面上升，荷兰东印度公司处境的恶化不能仅仅归罪于经济形势。克里斯托夫·格拉曼265认为，原因首先在于其他公司的竞争(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巴达维亚的负责人不理解交易和市场的急剧变化。“十七董事”苦口婆心想让这些负责人懂得不经南洋群岛转口直接开展对华贸易的优越性，竟是白费唇舌。英国公司的竞争肯定因此得到很多方便。266
贸易衰退的原因还在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代理人往往营私舞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同，荷兰公司不给其商业代理人自行从事印度洋贸易的权利。于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历来存在的贪污受贿行为便泛滥成灾。能否认为公司初期雇用的人员特别出色？雷纳尔教士267在其名著《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的贸易机构的哲学和政治史》(1770年)中指出，1650年以前，从没有人因欺诈枉法而发财致富，在这最初的几十年里，荷兰人的克己奉公举世无双。这是可能的吗？让-巴蒂斯特·塔维尼叶于1640年就对此表示怀疑，人们至少知道1624年泽兰驻台湾的要塞司令彼得·奈依斯的典型情况，这个蠢笨贪贿之徒竟坦然声称，他前来亚洲，并非甘心充当有财不发的傻瓜。268总之，到了17世纪下半叶，奢侈和腐化已畅行无阻。官方文书指出了这一现象(1653、1664年)269。丹尼尔·勃劳姆在1687年的报告中有点吞吞吐吐。但他毕竟谈到“公司的下属人员行为不端”，并羞羞答答地指出“其他商人”的竞争，指出不可能阻止“个别人对公司贸易的损害”，因为南洋群岛沿海港口众多，交通便利，“巨额利润更使他们热衷于各种可能的欺诈行为”。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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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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