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他认为，这种相对自由是因农民参加芬兰大公国的议会而得到保障的，正如斯德哥尔摩议会那样，荷兰议会包括一个第四等级，即农民等级。政策和法律保障这些边远乡村的农民的自由，就像保障瑞典农民的自由一样，瑞典农民从未沦为农奴，与贵族为敌的君主国家明确表示反对农奴制。总之，瑞典农民是自己的财产以及“祖业”383的主人，同人数日渐增多的农场工人以及同流浪汉和穷苦人(torpare)384相比，他们是得天独15厚的幸运者。确实，瑞典和芬兰还有广大地区尚待开垦。难道不正是这些待垦地区制造和维护农民的自由吗？
但我们的问题不在这里。通过芬兰这个例子，我们希望更加细微地观察农民的“商品”状况，特别是要了解产品收购者和上层批发商在什么水平上“交接”，了解大商人在哪个阶段亲自出马。位于上层环节和下层环节之间的会合点，其可变高度几乎是一项指示刻度，一种衡量尺度。荷兰人原则上不去维堡。他们只是耽在斯德哥尔摩。
最后一个例子:格但斯克(但泽)，这个城市在许多方面显得突出，它不但富有，居民众多，地理位置优越，而且比汉萨同盟的任何其他城市更善于保存其作为商站的宝贵权利。当地的少数城市贵族堪称富豪。385“资产者拥有在市内收购来自波兰的小麦和其他货物的专利权，外国人不得与波兰开展贸易，也不得把他们的货物经该市转运波兰；他们收购或出售货物，必须与资产者打交道”。我们再一次对萨瓦里·台布吕斯龙的言简意赅表示钦佩。386他只用三言两语，就把但泽的垄断解释得一清二楚：这座城市如果不是广大的波兰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唯一出入口，387至少也是重要的门户。这个特点导致城市在外部受阿姆斯特丹的极大束缚：但泽的价格绝对随荷兰商埠的价格上落；388阿姆斯特丹以极大的关注维护维斯杜拉河口的城市的自由，因为这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还因为，但泽在根本问题上作了让步；16和17世纪期间，荷兰的竞争结束了但泽向西开展的航海活动，但作为报偿，促成了但泽短暂的工业高涨。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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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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