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财富，则是中性进步。
数量级和相关系数
1976年普拉托讨论会107表明，许多历史学家对历史宏观经济计量持怀疑乃至敌对态度。我们掌握的数字不但分散，而且不甚可靠。今天的统计学家会摒弃这些数字，因为他还有别的数字可资凭借。不幸的是我们的情况与他们不同。虽说在追溯历史时不能得出量值系列，但我们尽可以找出量值之间的相关系数，逐步重建一些总和，进而算出另一些总和。也就是说模仿厄内斯特·瓦杰曼在《作为侦探的数字》108中的做法，这本小书写得很怪，很少有人读过。当然，这里的侦探不是数字，而是处理数字的人。
既然我们掌握的仅是数量级，我们的目的总的说来是要让这些数字相互验证和彼此核实。难道没有一些几乎不存争议的比例吗？如根据19世纪前的人口数，大致可确定城乡居民的比例：18世纪的荷兰在这一方面创下记录，其城乡人口各占50%。109同一时期的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0%，110法国则占15%至17%。111这些百分比本身都是整体指示性数据。
推测人口密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很少有人做这项工作。厄内斯特·瓦杰曼为1939年绘制的图表112并非如他本人认为的那样，适用于所有时代。我在下面复制这张图表，是因为它包含一个可能的真理，即存在一些密度界线，越过这些界线就进入吉利时期或不祥时期。有利或不利的人口密度对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之大，犹如它们今天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影响。一个民族市场的成熟或瓦解，其部分原因在于人口。人口增长并非始本图表(见《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0年第501页，费尔南·布罗代尔根据瓦杰曼在《世界经济》，1952年第1期，第59至62页提供的材料绘制)区分两种人口密度，一种(空白栏)属于吉利时期，另一种(灰点栏)属于不祥时期，不管涉及哪一个国家。资料来自三十来个国家1939年的统计。使用了三个数据：人口密度、就业人口平均收入(黑圈)和婴儿死亡率(白圈)。瓦杰曼在从空间转入时间时，草率地作结论说，一国的人口在增长过程中每当越过表中所示的某一界线，便交替地从吉利时期转入不祥时期。图中左侧指标为“就业人口平均收入(美元)”；右侧为“婴儿死亡率”；图下指标示“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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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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