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维赞斯基区分城市和农村两种国民收入。关于如何精确划分城市和乡村，我们且不要提太多的问题，先假定问题已经解决。在这两种收入中，城市的国民收入比较容易增长，而这一增长势必带动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所以，只要观察城市的人口演变就能了解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举例说，参照乔治·杜潘142关于法国1811至1911年间城市人口增长的一整套几乎连贯的数字——平均增长速度为每年1.2%——这条曲线表明，法国国民生产总值也应以同样速度递增。
这一推算不足为奇：城市(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是积累的主要工具，是增长的动力，是劳动进一步分工的实施者。作为欧洲整体的上层建筑，城市可能与所有上层建筑一样，部分地带有寄生性，143尽管它对增长的一般过程是不可缺少的。从15世纪起，正是城市决定着“原生性工业”的巨大运动，即城市手工业向乡村转移：利用乃至征用某些农村的半闲散劳力。商业资本主义躲过城市行会设置的障碍，在农村建立一个隶属于城市的新的工业区。因为一切来自城市，一切也从城市出发。英国工业革命将归功于伯明翰、锡菲尔、利兹、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先锋城市。
第四章 民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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