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连贯性是国家地位的不断上升，这可从国家提成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增长测知。事实是预算在增长，国家的胃口越来越大，势必要吞噬一切。重要的是通过宏观经济计量确认这个事实，即使这样做的结果，仍是回到传统的看法，回到使用德国语言和具有德国文化的史学家们经常发表的原则性见解上去。威纳尔·纳夫146毫不犹豫地写道：“有话应该首先对国家说。”威纳尔·桑巴特147则把国家比作庞大的企业，“其领导人以获取、占用尽可能多的金银为主要目的”。对国家应该说句公道话:是总体经济强制我们把国家放到它所在的那个重要位置上去。让·布维埃148说得对：“国家的分量从来不轻”。
至少，在15世纪下半叶经济复苏后，国家的作用不容小觑。国家地位在长时段的上升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整个欧洲的历史？国家在5世纪随着罗马的陷落而灭亡，后来随着11至13世纪的工业革命东山再起，然后在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和异乎寻常的经济萧条后再次解体。国家向黑暗深渊的这一次坠落，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惨剧，我承认被它吓得目瞪口呆，毛骨悚然。世界历史上不乏更悲惨的灾祸，如蒙古人侵入亚洲，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在白人到达后被消灭等。但是任何别的地方发生的同样规模的灾难都没有导致如此巨大的复兴努力，没有导致从15世纪中叶开始的持续进步，而工业革命和现代国家的经济正是这一进步的结果。
第四章 民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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