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价格高完全投契。
与人口数字和人口密度作比较也还得不出满意的结果。必须同意厄内斯特·瓦杰曼的看法：人口密度仅为一般经济状况作证。我们不妨就把每平方公里30人定作一条界线，试着去测定其意义。人口密度低于这条界线先验地不利于经济发展，高于这条界线便是有利。法国南方各地基本上符合这个标准，但是1745年经济不发达的蒙托邦财政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8人，与标准不符。
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有的，但是很复杂。安德烈·雷蒙的图表使我们得以重视每个财政区的小麦平均年产量及价格；按“念一税”258的指数推算，我们可以算出土地收益，至少得出一个数量级(因为二十分之一是个原则比例，实际从未达到)。然后再把这些土地收益加起来，看在法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多大的比例。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系数，再把这个系数用于某一财政区的土地收益，我们就算出该财政区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收入，后者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如此这般，我们就能掌握各省的人均收入数字，据此判断法国财富的分布差别就心安理得了。完成这项任务需要胆大心细，安德烈·雷蒙是唯一合适的人选。可惜他没有去做，至少他还没有公布他得到的结果。
所以，若说旧制度下法国的实际情形及内部关系还有待发现，这并不过分。让-克洛德·佩罗的近著《法国地区统计的黄金时代》汇集了从共和四年至十二年(1796—1804年)间有关的全部书刊资料目录。这批资料数量惊人，不是从财政区，而是按行政省为统计单位，259从这个基础出发可以做大量调查工作，得到的结果足以补偿我们为之付出的辛苦劳动。但是还必须躲开18世纪的“数字梦呓”，尽可能地上溯到更远的时代。此外，法国内部关系体系的演变过程中是否仍保留了以上的结构性不平衡，在这方面作一番检验恐怕也大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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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