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便产生某种松懈和听之任之的倾向。某种调和与平衡于是不声不响地形成惯例；它们刚发生时，很少有人发觉，事后却再也奈何它们不得。举例说，海关监督不力；行政部门不尽严格执行宗主国的指令，而是向本地和私人利益让步。更有甚者，交换的兴旺促进了美洲朝货币经济发展，从而通过舞弊或者单凭市场本身的逻辑，把一部分美洲白银留在本地，不再运往欧洲。“1785年前已经常见，墨西哥教会与农民商定十一税收取现银。”62单是这一细节就很说明问题。作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见证，信贷在巴西偏僻的内地发挥作用。诚然，黄金使那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比亚里卡“镇公所”(Conselho)1751年5月7日致信国王说：许多矿主“显然欠着他们拥有的奴隶的身价，所以表面上富有的人其实贫穷，而许多过着穷日子的人其实很有钱”。63这就是说，经营淘金场需依靠商人的贷款，这笔贷款主要用于购买奴隶。产银地区经历同样的演变过程。D.A.勃拉丁关于17世纪新西班牙那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人们读后得到下列印象：在当时美洲和世界最大的矿业城市瓜那华托这个得天独厚之地，信贷形式名目繁多，错综复杂，废除掉一种又会想出另外一种，如此等等。
结果十分清楚：本地商人开始了不容忽视的资本积累。西属美洲有些克里奥商人极其富有，以至18世纪末有人说，西班牙是它的殖民地的殖民地。这或许只是说说而已，但也表明西班牙人对那些不守本分的人的不满。无论如何，当各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时，我们往往看到新大陆的商人与宗主国的资本家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强烈的敌对，波士顿是如此，布宜诺斯艾利斯亦复如此，后一个商埠的商人1810年想与卡迪斯的批发商断绝往来。同样，巴西各城市对葡萄牙商人的故意升级成仇恨。盗窃和凶杀在里约热内卢成了家常便饭，手指上戴满戒指、家里陈设银器的葡萄牙商人是本地人憎恨的仇敌，人们想方设法对他们下手，如果没有别的报复手段，就恶意嘲弄，把他们形容成地道的喜剧人物，蠢笨、可憎，外加戴绿帽子。西属美洲各地用“洋盘”(chapetones)和“外洋佬”(gachupines)二词专指那些刚到美洲的西班牙人。他们经验不足，满怀奢望，却往往保证能够发财；分析他们的情形，将是社会心理学极好的题材。他们前来加入已在本地安家立业，并在商界占据要津的西班牙人小团体。整个墨西哥就这样控制在原籍巴斯克各省或者桑坦德山区的商人手中。这些商人家族把侄子、外甥、姑表兄弟和邻居从老家的村庄里接来，从中物色合作者、继承人和女婿。新来的人在“求亲竞赛”中毫不费劲就着先鞭。墨西哥革命家伊达尔戈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想结束这种移民，1810年指责这帮人“丧尽天良。〔……〕他们一切活动以可鄙的吝啬为动力。〔……〕他们只是出于政治需要才信奉天主教，他们的上帝就是金钱”。64
第五章 世界支持欧洲或是反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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