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提交沃龙佐夫的，也就是送呈俄国政府的“民族主义”呈文却用法文书写。这个事实恰好从另一方面为欧洲入侵作证，即不仅俄国贵族，而且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全体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都为适应新的环境而发生了改变。知识分子也为建设新俄罗斯出力。风行欧洲的启蒙哲学深入俄国统治集团和知识阶层。诚挚可亲的达什柯娃公主在巴黎觉得需要辩白自己对农民不施任何暴虐。1780年左右，狄德罗对她谈起“农奴制”，她赶忙解释说，威胁农奴的是“外省官吏”的贪得无厌。农民富有对地主只会有利，只会使地主“日子过得兴旺，收入也能增加”。295十五年后，她庆幸自己在特罗伊茨利耶(奥廖尔附近)的产业经营得法。当地居民人数在140年内差不多增加一倍，没有一名女子情愿“嫁到我的领地以外的地方去”。296
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欧洲的影响也造成了各种时尚，而且对那位俄国医生所抨击的奢侈习气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闲散的俄国富翁醉心欧洲的生活方式，沉溺于巴黎或伦敦那种精致的享乐之中，就像西方人几百年间曾为意大利城市的犬马声色所陶醉一样。西蒙·沃龙佐夫本人对英国生活的魅力曾有所领略，并大加赞扬，但他于1803年4月8日不无恼怒地从伦敦写信说：“听说我们的大人先生在巴黎挥金如土。杰米多夫这个笨蛋定做了一套瓷餐具，每个碟子值16金路易。”297
总而言之，俄国的情形与波兰等国对西欧的依附不可同日而语。当欧洲经济势力侵袭俄国时，俄国已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因而有力量保护其国内市场，保护其建于17世纪的手工作坊和制造厂，298保护其活跃的贸易。在工业革命的准备时期，俄国的表现甚至十分出色，18世纪生产普遍高涨。根据国家的命令，并在国家的帮助下，从莫斯科直到乌拉尔，出现了许多矿山、炼铁厂、兵工厂、玻璃厂以及新兴的天鹅绒和丝绸工场。299而在基层，庞大的作坊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仍久盛不衰。相反，当真正的工业革命，19世纪的工业革命来临时，俄国却停步不前，逐渐落后。在18世纪，俄国的情况并非如此。照J.布洛姆的说法，18世纪俄国工业发展与欧洲其他地区并驾齐驱，有时甚至居领先地位。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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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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