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重要的是，这一革命由若干别的革命相伴随。一场强大的农业革命驱使农民排成密集队形向森林、沼泽、海滩与河岸进军，推动了三年轮作制的飞跃发展；同时，人口增长促成了城市革命：城市数量空前增多，几乎彼此相接。城乡判然分离，形成明确的、间或带有强制性的“劳动分工”。城市攫取了推动积累和增长的工业活动，货币重又在城市露面，市场遍设，交易倍增，随着香巴尼交易会的定期举行，初步形成并最终确立了西方的经济秩序。不仅如此，地中海的航路和通向东方的道路逐渐被意大利城邦再次征服。经济空间由此得到了扩展；不然的话，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
弗雷德里克·劳恩正是在全面发展的意义上毫不犹豫地使用“增长”这个词。32在他看来，12和13世纪期间的佛罗伦萨或威尼斯毋庸置疑都曾出现过持续的增长。意大利当时位于经济世界的中心，情况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威廉·阿贝尔甚至认为，整个西方从10到14世纪都处于普遍发展之中。证据是工资增长速度高于粮价。他写道：“13世纪以及14世纪初年，欧洲经历了首次工业革命。城市及其庇护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当时都大大发展，其原因可能主要不在于这个时代的纯技术性进步(进步显而易见)，而是在于劳动分工的普及。〔……〕由于劳动分工，劳动效率得以提高。生产率的增长很可能不仅解决了向新增人口提供必需的食物的难题，而且能使他们吃得比以前更好。除了这一次，只有在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化’时期，才出现过相同的局面，当然后一次的规模要大得多。”33
也就是说，虽然在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从11世纪起确实有过现代形式的“持续增长”，而且这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绝无仅有的一次。对这一现象作出“综合性”解释是合乎逻辑的，人们不会感到奇怪。在生产方面，在工农业生产率方面，以及在商业和市场扩展方面确实曾发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进步。欧洲处在这个初次觉醒时期，“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是这一广泛发展的另一迹象：律师、公证人、医生和教员的人数成倍增长。34关于公证人，甚至可能提供具体数字：在1288年米兰的60000居民中，有1500名公证人;在1500年波洛尼亚的40000居民中，有1059名公证人；维罗纳1268年有40000居民，公证人有495名；佛罗伦萨1338年有90000居民，公证人为500名（不过佛罗伦萨的情况特殊：商业组织十分完善，账目一清二楚，往往不必求教公证人）。可以预料，随着14世纪的经济衰退，公证人在居民总数中占的比例有所缩小。这一比例到18世纪再度增大，但未能恢复13世纪的盛况。公证业在中世纪异常发达的原因不但与当时的经济高涨有关，无疑也因为在这些遥远的年代里，居民中文盲占大多数，不得不请公证人书记员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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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