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历史学家往往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英国为向现代化过渡所付出的代价，而我这里却偏偏要探究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我赞成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那些历史学家的意见，认为英国人民大众的物质福利当时有所下降，农业工人、工厂工人或运输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减少。我甚至认为(我对这个时期的历史并不十分熟悉，所冒的风险应由我承担），1760至1815年的工业化第一阶段要比紧接着滑铁卢战役以后的阶段更加困难，虽然英国工人和农民的骚动在这场战役胜利后变得比以往更加激烈，更加顽强。但骚动不正是经济状况好转或尚属良好的一个证明吗？确实(这也正是工业增长同以往其他形态的增长相比所付出的额外代价），由布朗和霍普金斯曲线记录的1817至1850年间实际工资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对广大工人来说，部分地被城市发展过快带来的种种灾难性结果所抵销，这里包括居住条件恶劣，食物不卫生（由于运输力量不足，甚至出现腐烂变质)以及因离乡背井而使个人失去家庭这张曲线图，同阿贝尔的以及同符拉斯蒂埃和格朗达米的曲线图(见本书第一卷第109页)一样，表明经济史学家竭力要从价格和工资的辩证关系中推导出某种类似人均收入的数据。英国泥瓦工领取一定的工资，消费一定数量的基本产品。在这些基本产品中，挑选出了一组具有代表性的产品，称之为“菜篮子”。这里的虚线表现“菜篮子”的价格演变；实线则表现所得工资与同期菜篮子价格之间的关系(1451至1475年间的指数被确定为100)。通过两条曲线的比较，可以看出，凡价格稳定或下降的时期(1380—1510年；1630—1750年)，消费和福利便有所改善。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生活水平必定降低。例如从1510至1630年，以及处在工业革命前夕的1750至1820年。在这以后，实际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根据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的材料，见E.M.卡留斯-威尔逊：《经济史初探》，第2卷，第183和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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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