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英国人的评断作出这个结论,266与比野对当时英国的认识267不相冲突。此人先任营长,后任团长,1707年在葡萄牙的辛特拉受伤被俘,他在英国居住多年,直到获释离境。他对英国诚然没有太多好感(哪有被监禁者喜欢狱卒!)但以清醒的见证人身份说的话,丝毫不带任何敌意,似乎自然地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他对英国的苦难年月未能忘怀。他写道:“我曾见到所有的制造厂都开不了工,平民饥寒交迫,税收负担沉重,纸币信誉扫地……”268在1811年,“制造厂主因不再能向其工人偿付工资,使用本厂的产品代替;可怜的工人为换取面包,便以产品所值三分之二的价格在当地卖出”。269另外一位见证人名叫路易·西蒙,头脑也很清醒,且对英国十分钦佩,他在同一时期270指出:“工人用自己的普通工资不再能为自己及家人取得必要的面包、肉食和衣服。”至于农业工人,“他们的工资很难跟上物价上涨的幅度”。1812年,他在格拉斯哥271指出,“棉纺织厂工人的工资仅等于19年前的四分之一,虽然在这期间,各种物品的价格涨了一倍”。人们对数字或许还有怀疑,但对揭示的贫困化则肯定无疑。
但我觉得,比野营长看得更远,因为作为军人,他意识到英国的巨大军事努力。为了保证部队的兵源充足,英国政府的征兵“比例要比我国的任何一次招兵不知高多少”272。供养为数达二十多万人的军队(英国步兵的军饷等于法国步兵的四倍273),维持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出身于社会最贫苦阶层(即所谓“渣滓的渣滓”)的陆海军士兵受到最严酷的待遇。274世家子弟如果品行不端,家人便给他购置一张军官证书,人们议论说:“这混蛋本该上绞架;他只配穿制服。”275英国最下层的无产阶级就这样从贫苦的工人、农民或流浪者中补充人员。这是谁的过错?过错不在工业化,也不在正在攀登财富巅峰的资本主义,甚至也不在战争或经济形势(经济形势只是一层外壳),但所有这些同时都有责任。
780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