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远的位置上，眺望增长的复杂概貌。工业革命在其如江河般奔腾向前、势不可挡的发展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相互纠缠、难分难解的问题，然后又超出这些问题的范围。鉴于工业革命的宏大规535模，人们势必要就世界通史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因和真实演变，就持续增长的开端(1850年这个日期似乎比往往被当作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的1830至1832年更加合理)，提出种种问题。工业革命还促使人们对欧洲的长时段增长进行思考，而工业革命本身正是这长期增长中最引人瞩目的时刻，介于长期不稳定的过去和可能重新变得不稳定的现时之间。
如果从国民产值和人均收入这两项变数(我更愿意采用国民产值以及布朗和霍普金斯提到的泥瓦工的实际工资)衡量经济增长，我们可以根据威廉·阿贝尔的计算，276认为两项变数在12和13世纪都同时在增长，几乎已经可算作“持续增长”的类型。在1350年后到1450年止，国民生产总值、产量和人口均有所减少，但人的生活却有所改善:他们毕竟卸下了物质进步压在自己肩上的担子，乐得借此过几年舒坦日子。在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整个16世纪(专攻16世纪史的专家对他们研究的时代过分偏爱)，直到1620至1650年为止，欧洲的生产突飞猛进，人口增长也大步跟上，但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物质进步的取得不能不付出代价，这是规律。1650年过后，发生了“十七世纪的危机”，这场为严谨的历史学家描绘为漆黑一团的危机一直持续到1720、1730乃至1750年。那时出现了与1350年相同的现象：物质进步停滞，个人的生活却有所改善。在这个问题上，勒内·巴雷尔的见解277是正确的。随后，在18世纪，一切又周而复始：经济日益繁荣，实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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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