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且硬着头皮走简单化那条路。关于危机的问题，我们前面已作出了结论；危机标志着结构解体的开始：一种迄今为止顺利发展起来的、结构严密的世界体系开始或终于变坏，而另一种体系将慢条斯理地诞生。这样一种断裂表现为许多事故、故障、失调的积累。我在本卷其他几章里将试图阐明一个体系怎样向另一个体系过渡。
如果赶上百年趋势的上升阶段，经济、社会秩序、文化和国家肯定都欣欣向荣。伊尔·汉密尔顿早年(1927年)在锡曼卡斯与我多次见面，在我们的讨论中，他常说：“16世纪那时候，一切创口都能愈合，一切故障都能修复，一切倒退都能弥补”，而且这是在所有的领域：生产状况一般良好，国家拥有干预手段，社会让少数贵族发家致富，文化繁荣昌盛，经济在人口增长的支持下扩展流通渠道；而流通渠道的扩展则适应劳动分工的推广，推动物价上升：货币储存在增加，资本在积累。此外，一切上升都是保守的，它保护现存制度，扶植各种经济形态。正是在上升期间，众多的中心转移才有可能，例如16世纪时威尼斯、安特卫普和热那亚之间的中心转移。
当出现长久的和持续的下降时，景观必定改变：只是在经济世界的中心，经济还保持健康。经济逐渐紧缩，朝一个极点集中；国家变得容易发怒，几乎一触即跳。这就是弗朗克·斯普纳就法国的情形得出的“法则”，即上升阶段的经济趋向于分散和分化(参看宗教战争期间的情形)，而经济萧条则使不同部分向一个表面上强有力的政府靠拢。但这条法则对法国的整个历史是否全都适用，或对其他国家同样适用，却还是个问题。至于上层社会，每逢经济形势不景气，它们便蜷缩起来，韬光养晦(如在17世纪的日内瓦，推迟婚期，剩余青年外流，实行节育)。但文化的表现最为奇特：在长久的退潮期间，文化之所以进行有力的干预(如同国家一样)，无疑因为文化的天职之一就是为整个社会填补空隙和堵塞缺口(文化果真是“平民的鸦片”吗?)，并且也因为文化活动是花费最省的活动。请看，就在西班牙的衰败业已暴露的时候，由于文化在首都的集中，让人还有盛世尚存之感：所谓盛世，首先是指马德里及其宫廷和剧场的光辉灿烂。在奥利瓦雷斯大公统治期间，大兴土木，挥霍浪费之严重，几乎可以说视金钱如粪土！我不知道同一种解释对路易十四时代是否适用。但我注意到，百年趋势的逆转有助于文化爆炸(或者我们认为的各种文化爆炸现象。1600年后，意大利的晚秋之花在威尼斯、波洛尼亚和罗马盛开，1815年后，浪漫主义使已届暮年的欧洲焕发青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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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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