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匆促作出的判断至少提出了一般性问题，但照我看来，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虽然谈得很不充分，我们着重介绍了社会生活上层的进步或倒退，文化(精英人物的文化)，社会秩序(在金字塔顶的特权者的秩序)，国家的政府职能，投入流通的那一部分产品，最发达区域的经济。我们像所有历史学家一样，并非故意，而是极其自然地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搁在一边。在百年趋势的消长起伏中，群众总的境况又怎样呢？
当根据诊断经济上一切都极其完美时，当生产的高涨显现其效果时(生产增长使人口成倍增多，但又给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带来更重的负担)，群众的景况反而是出人意外的坏。正如依尔·汉密尔顿141所指出的，那时候，工资止步不前，物价和工资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开。根据让·符拉斯蒂埃、勒内·格朗达米、威廉·阿贝尔的研究以及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发表的文章，142那时的实际工资有所下跌。上层建筑的进步和经济潜力的扩大因而以广大群众的痛苦为代价，而人口则随生产同时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也许当人口的增长以及交换和经济努力的增长不再被生产率的提高所补偿时，一切便松弛下来，危机于是出现，运动改变了方向，开始下降。奇怪的是，上层建筑的后退却带来群众生活的改善，实际工资又重新增加。例如，在欧洲1350至1450年经济衰退的年代，就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讲，却是一个黄金时代。
第一章 在欧洲划分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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