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书后面部分，利奥塔使哲学承担起这一任务：呈现不能呈现之事。“面对思想，我们的责任在于……发现歧见，并找到描述它们的（不可能的）惯用语（idiom)。这才是一个哲学家所要做的。一个知识分子则是一个帮助人们忘记歧见的人。”（第142页）确实，80年代巴黎的知识分子与哲学界都特别迷恋于表现一个不能呈现的话题：德国法西斯主义。德里达在《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De I’Esprit:Heidegger et la question)(1987)中，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PhilippeLacoue-Labarthe)在《政治的虚构》(Lafiction du politique)(1987)中，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在《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L'On-tolgoiepolitiquedeMartinHeidegger)(1988)中，以及许多其他人都挖掘法西斯主义这一论题，探究那场大浩劫的意义，探讨海德格尔（因此也就是哲学）对纳粹主义的潜含意义这一问题。这种非同一般的兴趣汇合本身就已是不能呈现的事实之一例，或者也许可说是巴黎的小小神秘的一个例子。发现保罗·德·曼(Paul DeMan)早期写给比利时通敌期刊的文章纯属偶然，这使得知识分子的处境这出戏更加起伏跌宕。最终，利奥塔把不能呈现之事的领域的领土问题搁置一边，留给哲学与历史学在将来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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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尽管利奥塔在《歧见》中避开了后现代主义的话题，早期著作中的有些主题还是再次出现了。在《歧见》中，认知知识仍然是“极权的”。在这两本书中，实证主义的知识观都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托真理之名调控现实并减少或消除存在的诸形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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