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页）在歧见中，差异的现实从本质上讲是“非可裁决的（non-adjudicable)”，对利奥塔而言，在这点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奥斯威辛更说明问题了；“有了奥斯威辛，历史便发生了某种新的变化……也就是如下的一切都被极大地摧毁了：诸多事实、带有此地和此时的痕迹的种种证词、表明这些现实的某种意义或种种意义的诸多文献、诸多名字，以及各种不同种类的习语的可能性等，这些2习语的联合构成了现实。”（第57页）于是，奥斯威辛便是一个无法“被证明的”冤屈之名：“习语的认知体制（cognitiveregimen)被赋予了一种对历史的垄断权，历史学家必须结束这种垄断，必须大胆向前，倾听知识法则下不能呈现之事。”(第57页)
于是，犹太人对利奥塔说来便很重要，是现代（themodern)的边界个案(boundarycase)。他们在政治理论中界定了现代的界限，因为他们所受的不公不可能被包容在理论范围内。这一论点在他最近出版的《海德格尔与“犹太人”》(Heidegger et“lesjuifs”)一书中得以展开。在该书中，利奥塔争论说，现代政治的特点是“恐怖主义的”话语，这种话语压制任何暗示它缺乏根据的言说，从而一直否认它自身缺乏根据。现代主义“根除”一切使之相对化的行为，因而赢得了合法性。犹太人在这场语言游戏中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西方的精神’是为其自身确立基础，就此而言，犹太人’则抵制这种精神……沉迷于支配则不可能将他们驯化……”犹太人以现代缺乏根基而威胁西方，这令人想起一种不足，一种不可能被整合或压抑的不足。要想颠覆现代，侵越其可怕的边界，人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解除其压抑，找到一种途径表现其话语约束内不能呈现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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