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的“他者”的追寻已经在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的探索中获得了一些成功。当霸权性的知识方式、分析科学以及辩证法不再被看作具有奠基作用时，人们可能追求什么类型的知识，这仍是争论的要点。后结构主义者为了给一种新政治建立基础，力图改写科学问题，我将在本章中对他们的这种努力进行评价。一旦公民不再能够像科学家那样作为自律的理性自我在选举行为中采取批判姿态，一旦工人不再能够采取辩证否定的批判姿态，那么便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怎样的话语才有可能严格地支撑起一种批判性政治，怎样的自我才有可能表现并言说一种自由的语言。所以，新政治以及我们应如何在信息方式下从理论上探究这种政治就成为一个难题。为了探讨这一难题，我将追溯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的后结构主义者的轨迹，他们对政治进行的理论探讨受到了“五月风暴”的极大影响。
后结构主义的政治
1968年5月以前，后结构主义者波德里亚、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都与左翼的政治团体或党派有联系，起码也是抱着同情态度。1968年发生在巴黎的“五月风暴”，引发了一场对早期政治学识的反思。巴黎及法国其他地方的学生/工人/市民的暴动并没有沿用传统的抗议路线，当时法国政治的特点是党派、群体和社团组成了广泛的网络，而“五月风暴”似乎既是一种政治抗议，又是某种文化剧变/街头剧/偶发艺术/表演。墙报和小册子所质疑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和官僚政治，而且还有左翼政党、激进知识分子的明星制以及发达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用巴塔耶（Bataille）和巴赫金的概念术语来描述它很合适。“五月风暴”将异质性的突发引入了现代性的政治，对雅各宾/列宁主义框架里所普遍接受的惯例和假设提出质疑。它是一种越轨的节日，一种极度消费的展示，而绝不是一套策划周密、行之有效的工具性的政治举措，简言之，它绝不是“现代的”政治。随着全世界范围的期待与声援墨西哥城、纽约、布拉格、东京“五月风暴”成为对政治的性质与局限进行质疑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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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